戴國煇
戴國煇(1931年4月15日—2001年1月9日),臺灣桃園平鎮客家人,臺灣近代歷史學家,首開七十年代研究霧社事件、二二八事件風氣之先,也最早提出「臺灣主體性」一詞。曾任日本文部大臣外籍諮詢委員、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去世後,其遺孀林彩美整理其藏書、手稿,於2011年4月14日發表為《戴國煇全集》共二十七冊。 生平戴國煇於1931年出生於臺灣日治時期的新竹州平鎮庄(今桃園市平鎮區)。由於戴國煇的祖父和父親都視日語為「賊」用的語言,對日語相當地排斥,因此戴國煇的日語學習起步較晚;這也導致當戴國煇進入州立新竹中學就讀時,因日語的發音而遭日籍教師凶惡地罵為「支那人」、「清國奴」。[1][2][3]1945年,日本戰敗,戴國煇躋身在夾道歡迎國民政府的人群中。1947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就讀建國中學的戴國煇亦親眼目睹軍警的鎮壓[4]。家庭教育、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光復」的歡迎、以及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親身經歷,都影響戴國煇後來的歷史研究方向和思維。 1955年,戴國煇赴日本就讀東京大學農經系。在東京大學攻讀博士班的時候,開辦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並先後擔任第一、二屆總幹事。曾在1961年以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總幹事的身分邀請時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業經濟組技正李登輝赴日演講,李登輝勉勵他「多多考慮,用一點心研究臺灣經濟史」。也因其開辦東京大學中國同學會、並籌組讀書會,被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認定為左傾、沒收其中華民國護照,而無法返臺[5][6]。後來直至1969年,去國13年後,方始第一次回臺訪問。 1963年,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徐慶鐘和總統府資政丘念台先後赴日安撫留日學生,其間曾遊說戴國煇回臺服務,但為戴以其志在研究而婉拒[7]。1971年,戴國煇因不滿當時的臺灣以研究台灣史為禁忌,而日本又以研究「明日之星」的中國大陸為尚,故在日創辦「東寧會」著手研究台灣史,並開研究霧社事件、二二八事件之風氣之先;其後東寧會改名為「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6]。其後又和吳濁流、比嘉春潮等結納,並任日本崇正總會報紙《客家之聲》的編輯。1981年出版其後為魏廷朝所翻譯的《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1983年又以筆名「梅村仁」在《台灣與世界》雜誌連載《二二八史料舉隅》。其後針對臺灣議題在各地進行演講。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出版霧社事件史料書《霧社事件研究與史料》,此書在日本銷量不錯,卻有日本黑道人士恐嚇戴國煇“你這個清國奴,你賺著日本的錢,還敢罵日本”,戴國煇答覆“請你們去讀一讀,那本書裡所用的資料都出自於日本政府出版的刊物,我沒有亂寫,我所講的都有根據”[8]。 1983年7月2日,戴國煇於美國中西部夏令營的演講,直言臺灣獨立運動歌頌日本殖民統治政績的危險:
1985年6月,戴國煇批評「台灣民族優秀論」:
1996年,戴國煇在任教二十年後,自日本立教大學退休。1996年5月,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聘為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戴國煇遂因此舉家遷回臺灣。戴國煇質疑李登輝的兩國論與其過度依附日本及美國的政治路線,認為日本與美國最終將以自己的國家利益來考慮台灣海峽兩岸關係,認為台灣應保持「自立(非獨立,非分離)、與大陸共生」的建設性立場,因此常受到李登輝派與獨派批評;面對這些批評,戴國煇回應「我不是獨派、也不是統派,我是正派」、「我是生於台灣的客家系中國人」[13]。1996年12月戴國煇在國家發展會議質疑李登輝的兩國論與其過度依附日本及美國的政治路線之後,李登輝在1999年5月聘請新一屆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時不再續聘戴國煇;後來戴國煇擔任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並在國立政治大學兼課[13]。 2001年1月9日,戴國煇因為感冒引發敗血症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70歲[13];其骨灰海葬灑於臺灣海峽[14]。 著作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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