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 （德語：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Adam Schall ，1591年5月1日—1666年8月15日），字 道未 ，神圣罗马帝国 科隆選侯國 （今北威州 科隆 ）人，羅馬天主教 耶稣会 修士 、神父 、学者、传教士 ，明末清初時來華傳教47年，官至一品（补子 上为仙鹤），一生沒有再回到歐洲家鄉。为纪念他，北京市 和科隆成为友好城市。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誥贈太常寺卿管欽天監監正事湯若望之祖父湯玉函、父湯利國為通議大夫太常寺卿，祖母郎氏、母謝氏為淑人；湯若望階通議大夫[ 1]
1591年5月1日，湯若望於出生在神圣罗马帝国 德國萊茵河畔科隆 城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德文名為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出生時，父母抱他到教堂領洗，取名Johann Adam。到中國后，根據Johann Adam 的發音和當時的譯法，取中國名為“湯若望”，還按古時中國習慣，取“道未”為字，出自《孟子》的“望道而未之見”[ 2]
時至今日，在波恩附近的呂符騰貝格（Lueftelberg）还有汤若望家族的古典城堡，這裡青山環繞，景緻幽靜。湯若望在此莊園度過了幼年時光，并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學生活是在耶穌會創辦的“三王冕”中學度過的，畢業時作為出類拔萃的學生被選送進天主教的高等學府──設在意大利的德意志學院。
1608年，16歲的他就離開家庭到羅馬 讀書了。他先是學了三年哲學，接著又攻讀神學、天文學和數學，先後共四年。161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 ，后来考入耶稣会创始人建的羅馬學院。
1618年4月16日，在從中國返歐的耶稣会法國修士金尼閣 的帶領下，湯若望、鄧玉函 和羅雅各 （Giacomo Rho）等22名傳教士，從葡萄牙的里斯本啓航東渡。就這樣，湯若望告別了歐洲故土，一生再未返回。
1618年10月4日，經過了五個半月的苦難歷程，航船抵達印度的果阿 ，調整生活幾個月。1619年5月，重新啟程，金尼閣 與鄧玉函 同乘一船，湯若望與齊惟才 （Wenceslaus Kirwitzer）搭乘另一船，先後向中國南海方向駛去。兩個月後，他們分別在澳門登陸。1619年7月15日 (萬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湯若望一行抵達澳門，时值由沈漼 發起的「南京教案 」平息不久，传教士们不得不暂时留在澳门聖·保祿學院 裏学习中國語言和文化。
1622年6月23日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耶稣会士布鲁诺（Bruno）、罗雅各和汤若望指挥炮手击退了入侵澳门的英荷联军。朝中耶稣会士的朋友们如徐光启 等人，上奏天啟帝 力邀传教士进京帮助朝廷，以挽回明朝頹勢。但傳教士們反對以此為藉口進京，強調自己一方面不諳軍事武器知識；另方面，此舉亦與信仰不符。對此，李之藻 勸說道：“你們利用這個稱號，就像裁縫用針一樣，針在縫製衣服的時候是有用的；用過之後，就將它擱置一旁不用了。當你們得到皇帝的允許，能夠留在京城之後，就可以很容易地將劍放在一旁，而將筆拾起來。”於是，湯若望經由廣州、江西、浙江等省，最後於1623年1月25日 (天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到達北京。
湯若望仿效當年的利瑪窦 ，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文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並在住所陳列從歐洲帶來的科學儀器，供官員和學者們參觀。
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當年 (1623年，天啟三年) 10月8日 (農曆九月十五日) 出現的月食，後來又成功地預測了第二年 (1624年，天啟四年) 9月 (農曆八月) 的月食。此外，他還採用一種羅馬關於月食的計算方法，計算出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爲此，湯若望完成了测算日食 和月食 的《交食说》，印刷分贈給眾官員並呈送朝廷。
1627年 ( 天啟七年 ) 夏，由於宦官魏忠賢 專權，北京的傳教氣氛不佳。同時，應教徒王徵 懇請，湯若望被派往西安接替金尼閣 。他在西安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開展宗教活動外，他始終堅持科學研究和著述工作。1629年 (崇禎二年)，他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 望遠鏡的《遠鏡說 》。此書圖文並茂，從原理、結構功能和使用方法上詳細介紹了伽利略式望遠鏡，成爲中國科技史上關於光學和望遠鏡的奠基性著作，對後世應用有重要影響。湯若望和鄧玉函是第一批把望遠鏡帶進中國的傳教士。但最終成功把望遠鏡帶到北京并廣為應用的，卻是湯若望。
1630年（崇祯三年），由于鄧玉函去世，主持修曆的禮部尚書徐光啓急需精通天文學的人才，故上奏崇禎帝 ，力薦湯若望回北京供職于欽天監历局 。在欽天監，湯若望协助徐光启 编修《崇祯历书 》，推廣天文學，製作儀器。 1631年（崇祯四年），徐光啓和下屬首次用望遠鏡觀看了日食 。觀測過後，徐光啓歎爲觀止，在給崇禎帝的奏摺中寫道：「若不用此法，止憑目力，則炫躍不真。」 除此之外，湯若望還編寫和翻譯了大量書籍，內容大多集中在恒星交食方面。
湯若望在徐光啓主持下參與測量並繪制了大幅星圖的工作。他們繪制的星圖“突破了中國兩千年的傳統”，“形成了現代中國星象的基礎”。繪制時所使用的數據都是在徐光啓主持下重新測定的。這幅星圖“是近代恒星天文學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產物。從此在星名表達方式、星座的組織和體制，恒星的測量和推算、星圖的形制和表繪方式、星座星數的擴充等許多方面，改進了我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星圖的形式和內涵。它使突出于世界天文學史的中國古星圖，在歐洲科學革命時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爲一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傑出星圖。”他們繪製的大幅星圖有兩幅現存於羅馬梵蒂岡圖書館。
1634年12月（崇祯七年十一月）,在徐光啓和湯若望主持下，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工作，欽天監終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曆書》，共計46種137卷。《崇禎曆書》是對中國傳統曆法的重大改革。該曆書參考了第谷 的宇宙體系，雖未採用日心說 ，但在清初的修訂版《西洋新法曆書．五緯曆指一》大量引用哥白尼 的天體運行論 ，並對其做了介紹。[ 3]
1640年（崇祯十三年），湯若望還同中國學者李天經 合作，翻譯了1550年德國礦冶學家阿格里科拉 （Georgius Agricola）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的巨著《論礦冶》（De re Metallica 坤舆格致 》。此書編成後，湯若望進呈給朝廷，崇禎皇帝御批：“發下《坤輿格致》全書，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但因明王朝迅速崩潰，該書未及刊行。
湯若望初入華時，正值明朝內憂外患之際，滿洲努爾哈赤 及皇太極 的勇兵悍將“非火器戰車不可禦之”。1642年（崇禎十五年），湯若望奉旨設廠鑄炮。但他“竭力尋找借口，希望朝廷能原諒他不能從命。他堅持說，爲戰爭制造武器與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而且在造炮方面他僅有一點點書本知識，沒有實踐經驗。但是他的申訴沒有被接受，他不得不屈從於皇帝的命令。”從中可見湯若望內心的掙扎。但就憑著這“一點點書本知識”，他居然能在兩年中鑄造出銅炮20門。在此期間，湯若望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攻挈要 》。
雖是處於明末的兵荒馬亂之中，湯若望因其信仰，能泰然處之，為了不讓《崇禎曆書》木刻被毀，安然地守護在自己的教堂裡；並且勇敢上奏崇禎帝：“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東來。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闡揚天主聖教為本。勸人忠君、孝親、貞廉、守法為務⋯⋯作賓於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曆法，著有曆書多卷，付工鐫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積累累⋯⋯”，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舊虔修”。 字裡行間都透露出湯若望雖走科學傳教道路，仍然非常清楚自己來華的首要目的是傳教。
西方传教士想象中的汤若望与顺治帝
清军入关后，湯若望投归清朝，被任命為清朝第一任钦天监 监正（天文曆法局局長）。1644年（崇祯十七年）清兵占领北京，需要颁布新的历法 ，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历书”获得颁行，为《時憲曆 》。汤若望深得清朝摄政王 多爾袞 和顺治帝 的信任，1655年 (顺治十二年）受封为通政使 ，晋一品，封赠三代。
顺治帝 死后，年幼的康熙帝 繼位。辅政大臣鳌拜 反对西洋学说，1664年 (康熙三年) 发生“曆獄 ”，汤若望被判凌遲 死刑。1665年 (康熙四年)，因京师地震 造成百姓不安，為安撫民心將湯若望免死羁狱，获孝莊太皇太后 特旨释放。
1666年8月15日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湯若望病故。1669年 (康熙八年)，康熙帝 给汤若望平反 。
他在北京古观象台 观测天象并编撰历书的工作室、在天主教北京南堂 的居所以及他的墓地（注：文革期间遭损毁） 均保存至今，供游人参观。他和其他60位外国科学家、画家和传教士同葬的北京滕公柵欄 墓地位于车公庄 北京市行政学院 内。
朝廷
清皇室成员 李氏朝鲜 王室成员耶稣会 传教士 反基督教 、反西学 、反新历者钦天监 同事、康熙曆獄 同案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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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卷272 》，出自趙爾巽 《清史稿 》维基共享资源 阅览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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