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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干預
積極不干預政策或積極不干預主義（英文：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是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於1980年提出的術語，用以概括香港政府當時「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 術語的提出19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不干預構想，採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開始轉向積極不干預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講中提到干預主義和調節機制。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中，清楚地闡述了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他特別強調「積極」二字：[1]
各界對「積極不干預」的理解有學者認為，積極不干預應理解作「積極性」的不干預。積極不干預意味基本上是要干預的；若不干預，必須要有正面而積極性的效果。並指出，「港英年代的經濟哲學一向是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maximum support，minimum intervention）」[2] 評價與質疑積極不干預政策被一些學者視為「香港奇蹟」（經濟發達）發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學者認為，積極不干預政策使勞工法例保持寬鬆，是香港政府縱容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政策。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積極不干預主義已經消亡（甚至認為過去三十年並沒有實施過嚴格的積極干預主義），稱香港現在的經濟政策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當中例子包括：
1999年9月，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曾經為投資数码港辯護，稱数码港是政府的例外處理，而積極不干預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干預。[3][4] 2000年6月29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同樣稱當年八萬五房屋政策「不說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譁然[5]。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評過殖民地政府標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騙人」的，他認為抽稅、築路、興建公營房屋、工業邨等，均是干預，是任何政府都會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開、公正的政策改善營商環境。[6][7]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2006年10月6日，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8]，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9] 2007年9月7日，香港特區政府以平均價$155.4港元增持港交所股份，令其持股量增至5.88%，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表示，港府增持港交所，顯示對港交所的支持，有助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2009年，香港政府計劃增加免費電視牌照，造成香港免費電視牌照爭議，與政府一向對香港免費電視行業的意見和取態背道而馳。 涉及政府參與的交易近年，中國大陸的國家單位部門和國企涉及在香港市場大手買賣股票、房地產等各種商業行為[10]，雖然原因不明且有相關爭議[11]，但港府向中聯辦等部門提供免稅特權[12]。 參見參考文獻书籍报刊文章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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