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1842年7月24日—1922年5月),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又号居易、杞忧生,别号待鹤山人或罗浮偫鹤山人。廣東香山縣三鄉雍陌(今中山市)人。中國近代著名慈善家、思想家和實業家。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也是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
生平
鄭觀應自小受身為讀書人的父親所教育,惜童子試未中。咸丰八年(1858年)他16岁时奉父命從香山到上海學習经商。[1]17岁在上海外商洋行工作的时候,他入英华书馆夜课班学习英文两年。[2]1860年成為英國寶順洋行的买办,並勤修英語,對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等有更深之認識。[3]同治七年(1868年)起,他同别人合伙经营茶栈以及轮船公司等。[2]同治十二年(1874年)鄭觀應成為英國太古集團合夥人,入股並出任太古集團轮船公司在中國第一位創始公司總經理。1880年他編訂《易言》一書,在自強運動期間,他提出“商戰”(即在商業上學習西方),並建議採取君主立憲制。同年,他離開太古,並受直隸總督李鴻章之托出任上海機器織布局及上海電報局總辦。[3]光绪七年四月(1881年),他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任内,他建设了津沪电线,并组织翻译出版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供各地电报局使用。他还因为大北电报公司所用电码本字码过少,而对电码本进行扩编,出版《四码电报新编》。[2]1883年他升任輪船招商局總辦。[3]
太古集團與廣東商人鄭觀應(1842-1921)淵源深厚,鄭觀應十七歲身赴上海當洋行學徒,後成為寶順洋行買辦,參與對抗旗昌的長江航運戰。1867年寶順破產後,年僅二十六歲的鄭觀應自立門戶,經營航運、茶棧和鹽業,積累了大量財富,以及具備家族辦公室雛形。並與唐廷樞(1832-1892)等廣東買辦一起入股公正輪船公司,協助經營,成為最富航運經驗的買辦之一。1874年,鄭觀應與太古集團結緣,入股組建太古集團輪船公司,並出任總經理。負責招攬客貨及總管棧房,鄭與晏爾吉全權營運太古輪船,二人各司其職:晏爾吉擅於嚴格管理物流運作、加密船班周期、減低成本;而鄭則負責擴展華商圈的攬載網絡,為太古招納更多生意。他更在長江和沿海口岸,開設多間專為太古服務的攬載行,包括太古昌、太古輝、天津源泰、福州寶泰等,又設立北永泰等幾間商號,經營豆餅買賣(豆餅是磨豆時剩餘的豆渣,正適合南方的果園當肥料使用),是從牛莊(今遼寧營口),運往廈門和汕頭的主要貨品,為太古提供穩定的大額生意。1874年同年鄭觀應家族辦公室開始運營。[4][5]
1884年,鄭氏家族財富已經完成巨大積累,鄭不滿足於營商救國,開始用半生經驗積累投入創作影響世人的著作,鄭離開名利場,隱居澳門,功成身退後居住於鄭家大屋中,潛心修訂《易言》,亦即後來的名著《盛世危言》。1891年,他出任開平煤礦局總辦,翌年調任招商局幫辦。1894年,《盛世危言》完成。[3]
武昌起義後中华民國建立,鄭觀應則專注於發展教育事業,歷任招商局公學駐校董事、上海商務中學名譽董事等職。[3]
1922年5月下旬,他逝世於上海提篮桥華德路(現為长阳路)招商局公學駐校校董公寓[2]。(但根據王学庄的引述上海《申报》讣告考據,卒時應為1921年6月14日)[6]
影响
鄭氏世居澳門,自幼受歐風薰陶,“究心政治、實業之學”,平生經驗鑄為不朽名句:“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鄭氏於澳門的故居──鄭家大屋撰寫的《盛世危言》堪稱中國近代社會極具震撼力與影響力之巨著,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刊行後,在思想界、學術界乃至政治、經濟、軍事各界,都引起強烈反響。《盛世危言》甫問世即啟惕光緒皇帝,喚醒千百萬仁人志士,更深深影響數代偉人──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寫下光輝一頁。
郑观应是早期现代化开拓者中的杰出代表,较早提出了经济与政治变革的先进主张,而且强调经济与政治变革必须同时进行,才能使中国走向强盛。[7]
子女
大子潤朝,二子潤燊,三子潤鑫(即鄭景康,1904年-1978年)为民国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后著名摄影师,曾为多位名人或领袖拍摄肖像照,如齊白石、天安门的毛泽东肖像。第六位夫人所生後代,目前掌管家族辦公室事務,及創新青年促進會。
著作
其作品已集为《郑观应集》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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