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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逸周书》又名《周书》、《周志》，隋唐以後稱《汲冢周书》，中国先秦史籍。全书十卷。《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于六艺，在四庫全書之中為史部別史類。 相传《逸周书》是孔子删定《尚书》後所剩，是为《尚书·周书》的逸篇，故得名。東漢蔡邕认为《逸周书》的作者是周公。[1]一說《逸周书》是在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发自汲冢，但《汉书·艺文志》中已提到《逸周书》，表明《逸周书》并非在晋代以后才出现于世。[2]现代学者推断今本《逸周书》是由晋人将汉代流传的《逸周书》同汲冢中出土的《周书》汇编而成。[3]今本10卷，正文70篇，11篇有目无文。王士漢（1669）首次描述了这种情况。在此之前，各章的流传尚有学术争议。该书记录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和景王时代的历史事件。 中国史学史将其归为杂史，排除在《二十四史》之外。 标题《逸周书》又名《周书》、《周志》，隋唐以後稱《汲冢周书》。 《周志》见于传世文献：《左传·文公2年》中引用了《逸周书》原文。[4][5]这一引用很有价值，因为其将《逸周书》（《周志》）与其他《书》区别开来，并可能是指其教育功能。[6] 《汉书·艺文志》称之为周书。谢墉为抱经堂本作序所说，“‘周书’本以总名一代之书，犹之‘商书’、‘夏书’也。”由于《尚书》中已有《周书》，把《汉志》著录的《周书》71篇改称《逸周书》，是比较方便的。今传本《逸周书》末有序，列举七十篇标题，加上序本身，恰合71篇之数。蔡邕《明堂月令论》云“《周书》七十篇，《月令》第五十三”，今本仍在第五十三。 《左传》、《国语》引《周书》多次，其内容在今《尚书》之中；《墨子》《战国策》也引《周书》多次，其内容在今《逸周书》中。《左传》引用《逸周书》时，称“周志”或曰“书”。 《逸周书》最早见于西汉刘向：《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云“（《周书》，）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7] 今人罗斌认为：
《汲冢周書》于西晋初年（约279）出土于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附近）的魏襄王墓（公元前296），是汲冢书的一部分。夏含夷指出，现行的两种称呼都是缺乏根据的，而早期文献都称之为《周书》。[9]不过《周书》也是《尚书》的一部分，所以还是称为《逸周书》以作区分。 内容根据语言风格和主题的一致性，现代学者发现《逸周书》中的32篇构成了处理政务与军事主题的核心部分。[10]剩下27篇描述了上至文王，下至景王的历史事件，补充篇章则记录了天文（《時訓》）与谥法（《謚法》）。 罗斌不同意夏含夷所说的“文本无明显条理”，认为“事实上，大多数章节的材料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11]例如，至少有18章的标题包含“文”（文王）或“武”（武王），[12]现存59章中至少有28章“明确在文王、武王的时期”。 以下是篇名一览，加*的仅留有标题，有目无文。《大匡》有两篇。
编写时间与地点《逸周书》篇目有与出土青铜器铭文相近的语段。[13] 夏含夷认为，《逸周书》经历了两次修订。[7] 第一次发生在战国中前期，一位编者编纂了32篇核心文本，具有战国文本的语言与思想特点，并被《左传》《韩非子》《战国策》等引用。 第二次发生在西汉早期，另一位编者重编了70章和序（仿《尚书》旧序）。次要章节创作时间或早或晚于核心章节，例如《武順》使用“帝”一词，罗斌认为这篇当作于秦始皇之前。[14]晚清学者朱右曾指出，《逸周书》虽然可能并非作于周初，但也没有战汉伪书的特征。 《逸周书》在诸子中的思想脉络仍不清楚。罗斌指出，有几家（包括儒学一支）强调“文治武功”的概念。[15] 经学界认为《逸周书》最早的章节可能是在晋地流传下来的，保存下来的引文确实大多出自晋人之手。《逸周书》与《文子》在主题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后者据称也是晋国人所编。[16] 文本史《二十四史》的《藝文志》提供了宝贵的历时资料。《汉书·艺文志》（111）记载了《周书》或称《周史记》，有71章；《隋书》（636）载《周书》有十卷，是汲冢书的一部分。颜师古（581–645）注《艺文志》时，称71章中仅存45章；但刘知几（661–721）则称71章全部有存。《旧唐书》（945）列出三国孔晁注8卷本《周书》；《新唐书》（1060）列出10卷本《汲冢周書》和孔晁注8卷本《周书》。《宋史》（1345）及之后的史书都只列出了10卷本《汲冢周書》。夏含夷的结论是，唐代之前存在两个不同的版本，即8卷本孔晁注周書，和10卷本《汲冢周書》。[17]北宋时期两者被编在一起，11章的佚失发生在南宋中期之前。 这两种将现存《逸周书》与汲冢书、孔晁注联系起来的说法，在历史性上值得怀疑。第一，当代对《逸周书》的研究明确表明，所收文本不可能与《竹书纪年》一起从汲冢墓中出土。夏含夷就认为：“从公元前296年襄王下葬，到公元280年出土的近六百年中，《逸周书》一直作为《周书》这样一个整体存在。”[18]部分章节（如《職方》）的内部证据表明，该章写于秦统一之后。[19]第二，最早作注的孔晁不太可能参考过汲冢书。虽然孔晁生卒年不确定，但与王肃（195–256）当是同时代人，最后一次提到是在266年的谕旨中。故而夏含夷断定孔晁注肯定是在280年出土之前就添加到文本中的。[20]史料记载了许多解读汲冢书的学者，其中没有孔晁。 《逸周书》作注工作始于三国孔晁，延续至今。孔晁注现存59章中的42章，并收于大多数版本中。清代学者对《逸周书》有丰富的研究。盧文弨（1717–1796）批注本基于元、明两朝的8个版本，并收集了清初12种注。《四部備要》（1936）重印了盧文弨本，称为抱經堂本。《四部叢刊》（1919）重刊了最早的版本，即嘉兴省立书院的章檗本（1543）。 与其他大多数古籍相比，《逸周书》一直被中外学界所忽视。罗斌认为：“对这部书的偏见，部分原因可能是人名误以为《周书》是孔子剔除出去的不适合收在《尚书》里的篇目（《尚书》里面本就有《周书》），这也是导致它被忽视的原因之一。”[21] 平行文本司马迁知道与《逸周书》相近的一些文段，《史记》关于周代历史的部分与《逸周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克殷》与《多义》两篇几乎被完整抄录进《史记》。[22]这观察最早由丁黼做出。[23] 关于《逸周书》的出土文物有 传统学界态度《世俘》遭孟子谴责，并被司马迁忽略，可能是《世俘》被收入《逸周书》而非《尚书》的原因之一。[25] 《逸周书》成书后，宋朝之后的传统儒家学者（丁黼等人）谴责《逸周书》没有充分反映历史，立场特点是将道德判断与文本批评结合起来。明初方孝孺（1357–1402）的谴责最尖锐，《逊志斋集》：“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為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榖，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滛樂，畧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為。……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删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諡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偽者以為《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為古書耳……”[26] 近年乌克兰学者葛觉智指出，《世俘》是已有文段的汇编。以此觀點來看，更能輕易理解《世俘》的组织结构、俘虏和牲畜的总数等，它展示的王权理想与周天子征伐的“天命”道德主义相去甚远，因此，孟子拒绝接受可能是更真实的记载[27]。 注釋
参考
脚注引用错误：在 <references>标签中name属性为“Theobald2010”的参考文献没有在文中使用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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