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廣川 （今河北省景縣 ）人[ 1] :1 ，西漢時官員與學者，活躍於漢景帝 至漢武帝 時期，曾任《春秋 》博士 、江都國 相、膠西國 相。董仲舒向漢武帝 呈上《天人三策 》，提出儒家 的治國藍圖，晚年閉門研究與著作，甚受朝廷重視，所作文章後世編為《春秋繁露 》。董仲舒在儒學史上地位崇高，被視為漢代第一大儒，他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促進漢代以至後世儒學的興盛及主流化。然而董仲舒抑黜百家的主張，亦被今人批評為阻礙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
董仲舒以思想著稱，主要分成幾個方面：在宇宙論 方面，董仲舒相信天 是至高無上的人格神與萬物之本，主宰自然；他提倡天人相應 ，天之道與人之道一致而相通，天是人倫道德與價值根源，儒家哲學本體。董仲舒是陰陽 五行 說的集大成者，最早提出五行相生說，認為陰陽二氣充盈天地，推動四季變化。董仲舒給予儒家思想與價值觀以宇宙論 及形上 基礎。在政治方面，提出天人感應 論，勸告君主施政須合乎天 道 ，推行仁政 與德治，以禮樂教化移風易俗，反對法家 以刑罰治國，主張「德主刑輔」，並申張災異與祥瑞 之說，在精神上制約君權。在倫理道德方面，董仲舒提倡三綱五常 與忠 君之道，人性有先天的仁義與貪欲，必須接受君王聖人的教化。他提出三統循環的歷史哲學 論，三朝為一周期。
除了思想之外，經學 方面，董仲舒以研究《春秋 》聞名，教授春秋公羊學 ，著重發揮孔子 的微言大義。宗教方面，董仲舒最重視天子祭天的郊祀 。文學方面，撰有《士不遇賦》。
董仲舒生卒年不詳[ 2] :10 ，魯惟一 推斷為前198—前107年[ 3] :46 ，桂思卓（Sarah A. Queen）推斷為前195—前105年[ 4] :1 。漢景帝 時（前157—前141），董仲舒受命為《春秋 》博士 [ 2] :10 ，頗受士人尊崇，在長安開班授徒，入門較早的弟子會把所學授予入門較晚的弟子，很多學生沒有真正見過董仲舒[ 4] :21 。據說他專心學術，三年間不看自家庭院一眼，日常舉止儀容合乎禮儀[ 5] :86 。前141年漢武帝 即位後重用儒生，董仲舒獲提拔為江都國 相[ 2] :81 ，侍奉漢武帝的兄長易王劉非 [ 3] :50 ，以仁義之道輔助傲慢好勇的易王，得到易王尊重。董仲舒為了治理江都國，記述《春秋》災異之變，還施行求雨降雨等儀式[ 1] :2-3 。竇太后 尊崇道家 ，前139年逼迫一些漢武帝重用的儒生自盡，董仲舒稍後也被罷免[ 2] :81 。
前135年竇太后離世，同年[ 2] :81、78 （一說前134年[ 3] :84 ）董仲舒被薦舉 賢良，呈上《賢良對策》，漢武帝 看中董仲舒的答卷[ 2] :10、15 ，其對策被取為第一，再對他發策問兩次。對策後董仲舒拜為中大夫 [ 2] :34、15、81 ，奉命向漢武帝寵臣吾丘壽王 傳授《春秋 》[ 4] :30 ，不久發生筆禍事件[ 2] :10 ，遼東郡 的高廟和長陵 的高園宮先後發生火災，董仲舒推究其意義與原因，寫下奏疏的草稿[ 1] :3 ，文中建議皇帝應誅殺行為傲慢不當的皇親國戚[ 3] :139 ，以及皇帝身邊的腐敗官員[ 4] :31 。董仲舒還未上書，主父偃 來訪，偷看並擅自拿走這份草稿，上呈漢武帝。武帝招集儒生出示草稿，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不知是其師的文書，批評文稿十分愚劣，於是董仲舒該當死罪[ 1] :3 ，後來得到漢武帝赦免，恢復中大夫之職，但終生不敢再言災異之說[ 4] :32-33 。
後來董仲舒受公孫弘 嫉妒，被外放為膠西 王劉端 的相[ 4] :34 ，在職期間曾設壇講授《春秋 》[ 3] :163 。他雖得到膠西王尊重，但還是怕獲罪而辭任[ 1] :3 ，約於前125年以病請辭，回到長安 [ 3] :42、55 ，潛心研究與著述[ 1] :3 。約於前122年[ 4] :36 ，董仲舒曾受漢武帝 之令，與治《穀梁春秋 》的瑕丘江公 辯論，由於瑕丘江公口吃，表現欠佳，朝廷更欣賞董仲舒公羊之學 [ 3] :56 ，漢武帝命太子跟隨董仲舒學習《春秋公羊傳 》[ 4] :36 。朝廷每逢有大問題，便派使者徵求董仲舒的意見[ 1] :3 ，御史大夫 張湯 等官員也向他請教[ 3] :109 ，董仲舒的回答有禮有節，明白準確[ 1] :3 。董仲舒敢於批評世風流俗及朝廷政策[ 3] :77 ，為人率直誠實，不慕財利，其門徒數以百計，如吾丘壽王 、褚大、殷忠、呂步舒 、嬴公等[ 4] :42、40、281 。
董仲舒上呈給漢武帝 的策問答卷三篇，稱為《賢良對策》，又稱《天人三策 》，向漢武帝提出施政建議，以實現儒家 的治國藍圖。董仲舒寫過百多篇文章，當中包括上呈的奏疏，以及有關《春秋 》公羊學 的討論。董仲舒另撰有《公羊董仲舒治獄》16篇[ 2] :11-13 ，收錄了董仲舒依據《春秋》，對232個張湯 向他諮詢的疑難案件所作出的判決。董仲舒並著有《災異之記》，分析《春秋》所載與漢代時所發生的災異[ 4] :44 ，部份採錄於班固 《漢書 ．五行志 》[ 2] :12 及唐代《開元占經 》[ 4] :69 。大約在南北朝時，人們把董仲舒的文章編成《春秋繁露 》一書，流傳至今。深川真樹認為，《春秋繁露》部份內容為董仲舒的弟子後學所附加，並非全部都是董仲舒所寫[ 2] :11、14 。《春秋繁露》現存79篇，依內容可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17篇，發揮《春秋》經傳的微言大義，第二部份20篇，討論君主治國的原則與方法；第三部份27篇，論述天地、陰陽 、五行 的運行和發展，講天人相應 、天人感應 的原理；第四部份12篇，論述祭祀和求雨之事[ 1] :6-7 。深川真樹[ 6] :10 、魯惟一 [ 2] :43 、桂思卓（Sarah A. Queen）[ 4] :120 、慶松光雄、田中麻紗巳和近藤則之認為《春秋繁露》中有關五行的各篇都是或部份是偽作的[ 1] :178、180、272 ；宇佐美一博[ 7] :93 、齋木哲郎[ 8] :25 、徐復觀 和鄧紅都反駁此說[ 2] :179-180 [ 9] :21 。
董仲舒的宇宙論廣納儒 、墨 、陰陽 等各家學說，既接受墨家有意志的上帝 之「天 」，又吸收陰陽家無意志的自然之「天」[ 2] :87、89 。他提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 是至高無上的人格神，萬物之本[ 1] :52、46、48 ，公正有序[ 4] :238 ，無始無終，永恒存在[ 10] :48-49 ，為支配萬物及人類的主宰[ 2] :83 ，宇宙秩序的根源[ 5] :89 。天也是有規律地變化而生成萬物的自然界，以日月風雨與陰陽寒暑而成就萬物。天意主宰自然，透過自然示意；天意也使自然運作，自然體現著天意。主宰者居於自然界之上，天意指向道德並統御自然[ 2] :83-84、91 。在一些篇章中，董仲舒認為天是自然的存在，沒有意志和人格，君王必須效法天的秩序，以創造人類社會的秩序。鄧紅認為董仲舒建天道以立人道的理論，參考了黃老道家 之「道 」的學說[ 1] :31、250、240 ，採納道家對自然的看法[ 11] :293 ；董仲舒人格化「天」的原型，則是黃老道家所言的黃帝 [ 1] :251 。董仲舒相信天人合一 或天人相應 ，天人之間的性質與規律相一致。人類居於萬物之上，在宇宙中佔有極高地位[ 2] :86、90 ；天之道與人之道是一致的，天和人有相通之處，一樣都有喜怒哀樂、仁義道德[ 1] :50、113-114 ，人的肉體也類似於自然天地。一年四季、12個月、360日，和人體的四肢、12關節和360塊骨骼之間有共同之處[ 1] :71、223-224 。人就是宇宙的縮影，是一個小宇宙[ 12] :76 。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型，部份來自漢初陸賈 的天道觀，也受儒家神道設教 的傾向影響[ 1] :38、43 。池田知久 墨子 的「天志 」思想影響[ 13] :60 。
董仲舒利用天道 和陰陽 五行 說來改造儒家 思想[ 1] :9 。天 是價值根源，既是人倫道德的來源，也是政治措施的標準[ 2] :113 。天道是儒家哲學本體，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以致精神世界，都源自天[ 1] :55、57 。董仲舒提出目的論 ：自然被造出來，是為了讓人對其加以利用而致興旺[ 14] :403-404 。春夏秋冬是最重要的天道，不僅是自然現象，也是天意的表現。天地生成養育萬物，是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是一種至美的仁德。天養育萬物生生不已，天的仁德也是無窮無盡[ 1] :47-48、85 。董仲舒主張天人感應 論，天象異變被視為神意[ 2] :103 。災異、陰陽、四季變化、晝夜更迭乃至人的性情，都是天意的表現形式[ 1] :68 。君王是否以教化治國，將左右陰陽是否調和，進而影響萬物繁榮與否。董仲舒想法與《公羊傳 》相同，視災異為上天的警戒。火災、水災、日蝕、彗星等災異，都是上天對失道之君發出的警告，若君王仍無反省與改變，天將使其滅亡。君王能教化萬民，陰陽調和，上天則會降下「鳳皇 來集，麒麟 來遊」等祥瑞 [ 2] :103-105 。
董仲舒是陰陽 五行 說的集大成者[ 1] :197 。陰陽乃指晝夜與四時的基本規律[ 15] :55 ，陰和陽並存而對立，相牽制互相影響[ 1] :159-160 。萬物陰陽交感，相似之物互相吸引：陰吸引陰，陽吸引陽[ 14] :406 。天意主張「陽尊陰卑」[ 2] :89 ，陽是支配性而主要的，陰是從屬性而次要的[ 4] :235 ，陽處於實位而陰處於虛位[ 3] :282 。萬物由「氣 」構成[ 16] :91 ，陰陽五行是天地之氣的不同形態[ 1] :158 。陰陽之氣肉眼雖看不見，但充滿於天地之間[ 12] :64 。氣是生命之源，無氣則人死[ 16] :90 。天地之氣分為陰陽、四時、五行之氣，是萬事萬物的來源。陰陽二氣的循環產生四季，以一年四季為一個周期。陰陽分為「少陽」「太陽」「少陰」「太陰」，分別配當春夏秋冬四季[ 1] :163-165 。陽氣有絕對優勢叫「太陽」，陰氣有絕對優勢則叫「太陰」。陽氣給大地帶來溫暖，陰氣則帶來寒冷。每天陽氣從東方上昇，經過南方向西方降下，在地下的北方運行，再向東方移動；另一方面，太陰從西方開始降下，經過南方向東方上昇，出地上向南方運行，再到西方。完成一周的軌跡，是為四季。夏至 時，陽氣在最高的位置，陰氣在地下最低的位置；冬至 時則相反[ 1] :160、166 。
董仲舒認為陰陽 五行 表現和傳達了天道，人們通過觀察陰陽五行的動靜和運行狀態，可以了解到天 道 和天意。天道受到破壞，陰陽五行之氣便失去平衡和穩定，邪氣生而引起災異。其陰陽五行理論承繼了《黃帝四經 》中的陰陽五行思想，兩者都把陰陽和災異論掛勾[ 1] :204、212、243 。董仲舒最早提出五行相生說[ 15] :46 ，五行間相生相勝，木火土金水依次相生，另一方面，金勝木、水勝火、木勝土、火勝金、土勝火，是為相勝。五行中土最尊貴[ 1] :188 。從空間上來說，木居東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土居中央[ 12] :65 。四季中，董仲舒在夏秋之間加入「季夏」，以便四時與五行相配。一年360日可分為五季，一季72日，分別配之以五行[ 1] :188、182 。此72日之說，源自《管子 ．五行篇》[ 17] :33 。魯惟一 [ 3] :283 、慶松光雄認為董仲舒不講五行，徐復觀 和鄧紅反駁此說，認為董仲舒提出五行之說[ 1] :179、177 。
《春秋繁露 》南宋1211年刻本
董仲舒給予儒家 政治學說以宇宙論 依據和形上 基礎[ 1] :115 ，以天人感應 論勸告君主推行仁政[ 12] :81 ，施政應合乎仁義禮智信五常 之道[ 1] :176 。董仲舒要求君王要有仁義禮智信等道德修養，在理論上保持內聖外王 的觀點[ 2] :95-96 。（一說董仲舒不太強調「內聖」[ 1] :132 。）統治者應滿足民生所需，但不可放任人民的欲望，須防止欲望橫行[ 2] :102 。儒者的使命是給統治者提供學問與道德，使君王不會施行惡政[ 1] :75 。君王應遵守禮義，節欲養心，治身成仁，在其德行的基礎上，借助賢人引導眾民遵守禮義，逐漸移風易俗，進而感化域外異族，以使邪氣消失，陰陽 調和，祥瑞 降臨[ 18] :23 。君王有責任對民眾實行禮樂教化[ 1] :83 ，聖王之道就是奠基於仁義禮樂的教化[ 2] :94 。君王才有至善的人格，普通百姓都依賴其教化[ 1] :99 。君王應統一其臣民，並通過自己的示範改造臣民，皇帝應接受儒家 經典教誨，以道德典範的身份施行統治[ 4] :264、250 ，以教化陶冶人性，以禮樂節制人欲，如此才能平治天下[ 2] :95 ，達致移風易俗[ 11] :289 。董仲舒不太要求君主個人的道德修養心性工夫，而是要求根據天道。政事必須相應春夏秋冬四季及陰陽 五行 [ 1] :91-92、121 。君王以外，高官也有責任教化百姓；高官無能從事教化，則君主如何有德也無法實現教化[ 2] :120 。董仲舒也指出政治清廉，君主才能對人民施以教化。教化的基本內容是三綱 五紀，使民眾政治上服從大一統 專制政體。君王制作禮樂，使人民感動，不敢相爭[ 1] :103-105 。
董仲舒反法家 反秦政[ 19] :67 ，反對酷吏的做法[ 7] :92 ，主張「陰陽刑德」，陽為尊，陰為卑，「德尊刑卑」[ 2] :88-89 。君王應順天行道，「任德不任刑」，以道德教化而非刑罰治國。教化比刑罰法律更重要[ 2] :114、99 ，以刑罰治國違反天意[ 1] :170 ，刑罰誤用會在人民心中累積戾氣，危及國家[ 20] :378 。董仲舒指出在上古時代，法律是多餘的，牢獄虛空，後世君主則用嚴刑重罰來控制人民[ 4] :150-151 。但刑罰和法律仍有其價值，君王應「德主刑輔」，禮法並用[ 2] :100 。君王並應以賞罰左右風俗美惡，引導眾民奉行禮義，遵守尊卑上下的區別[ 18] :19 。在漢景帝 時，董仲舒思想受黃老道家 影響，主張君主無為 ，自我超越，「安精養神」，滋養精氣[ 21] :363、356、359 ，無形無聲，虛心寂靜，賞罰無私，錄用賢人[ 21] :358、360 ；臣下則是有為的，不斷勞碌。只有聚集聖人賢士在堂，為人君者方能為國帶來太平[ 21] :357、362 。董仲舒君王順應天 道 的思想，和《黃帝四經 》的概念非常接近。後來董仲舒則反對君主無為之說，主張君主有為，積極主動[ 11] :289、295 ，務必努力；社會治亂和國家安危都維繫於君王是否努力[ 2] :96 。
董仲舒的政治論，以「大一統 」專制政治為目標，而君主實行專制政治的前提，是必須服從天意[ 1] :87-88 。他繼承周代的天命 思想[ 2] :139 ，天子和諸侯的權力，都受之於天命[ 1] :53 ，君王須符合天意[ 2] :142 ，遵從天命統治民眾[ 1] :75 。管制皇帝的力量在人間是找不到的，董仲舒只能提出君權神授 說，强調君主應知天命並接受天命，同時將皇帝的獨尊地位和權力合理化[ 22] 儒家 的立場提出天人感應 論，申張災異之說[ 2] :146、126 。君王以教化治國，能實現治世，消除災異，使陰陽調和，進而招徠祥瑞 。聖人「法天而立道」，即效法自然界的變化規律而建立治國之道。君王能法天而行道，就能順利統治，大有成就[ 2] :140、97 ，陰陽調和，出現景星、黃龍 [ 1] :174 、紫雲、珍獸等祥瑞 [ 5] :89 。人的壽夭也是由君主政治的善惡所左右[ 7] :94 。像孟子 一樣，董仲舒主張君主若失德失道，天會使他喪失天命[ 4] :264 。若君王的行為違背天意，上天將降下災異以示警告，君王應由此察覺自己的錯誤，改變治國方式[ 2] :126 ，若能反省改過，就能維持天命；若逆天而行，不僅陰陽錯亂而災異發生，甚至遭上天剝奪其天命，最終亡國，失去君權，暴秦的滅亡就是例子[ 2] :135、143、97 。
上天會對另一至德的聖人授予天命 ，天下人民心所歸者，上天將使他擔當君王，發出「受命之符」等異象，以昭告天下已有聖人受天之命[ 2] :135、106 。君王得到了天命，便意味著得到了人類社會的統治權。新受命的君主要遷都，換稱號，改曆法，變服色，以昭告天下[ 1] :62、68 。開創王朝的君王即「受命之君」，因其至高的德行而獲得君權的正當性，第二代以後即「繼體之君」，則因第一代的遺德餘烈而確保君權的正當性[ 2] :135 。君王能維護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常 」，則可以保天命，實現帝王萬世偉業，得到天地的庇祐，鬼神之靈的保護[ 1] :5、50 。董仲舒天人感應 論在君王順天時肯定君權，在君王逆天時則發揮批評君權的作用[ 2] :136 。他把三綱五常 倫理綱常原則置於君權之上，在精神上制約君權[ 1] :122 。重澤俊郎 儒家 思想[ 2] :126、130 。池田知久 君權神授 ，強調君主權力由天授予，而不著重天對君權的抑制[ 13] :71-72 。其災異說擁護君權，即藉由天所降下的災異給予君王反省改過的機會，以使其維持君權[ 2] :133 。
董仲舒將皇權與宇宙論 結合起來[ 3] :42 ，謀求強化君權[ 7] :95 ，天對人類的支配，通過天子即「王」來進行，王是天在人類社會的代理人。相對於君王，臣下地位卑賤，奉事人主要「盡其情」，不得怠慢與隱瞞。國家應從儒者中選擇官員[ 1] :62、94、5 ，君主應態度謙卑，擢用賢者，則可國家太平[ 16] :97 。臣下要把榮耀和成就都歸功於君主，使其更尊貴；有時為天子犧牲也是必要的[ 7] :99 。有關封建制度 ，董仲舒主張「強幹弱枝 」。天子分封諸侯，是為了讓諸侯替天子管理耳目所不及之地，諸侯則通過朝聘而服從於天子。天子派出「州伯」直接監察各諸侯。諸侯地位低於天子的大夫，所有諸侯兵力加起來亦遠不及天子軍隊多[ 7] :96-97 。
董仲舒繼承與發展荀子 之說，依據《春秋公羊傳 》的「大一統 」思想，建議定儒學 於一尊，將儒學作為官方學術或指導思想[ 2] :122、45、18 。他認為只有儒者才能教化萬民，建議「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 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要堵絕非儒諸家的仕途。董仲舒建議制定察舉 制[ 2] :121、4、123 ，各諸侯、郡守 和品秩二千石 的官員每年為朝廷舉薦兩位賢才，朝廷效法蕭何 廣招人才，加以禮遇[ 3] :150、117 ；又提議建立太學 ，以培養天下士人[ 2] :120 ，並通過禮樂制度與學校教化百姓[ 1] :97 。董仲舒反對當時繁重的賦稅制度，反對張湯 等人的強硬執法，反對朝廷不斷授予爵位導致的財富不均，建議漢武帝 消除當時的不公平現象，下詔大司農 命令關中地區種植小麥；建議朝廷限制擁有土地的數量，防止土地兼併[ 3] :77、92、107 ，使人民都有可耕之地以保障生活[ 23] :273 ，並將鹽鐵 之利歸還人民，廢除奴隸制度，滅免賦稅和徭役。董仲舒又建議對匈奴 採取和平策略，指出對匈奴人是不能談仁義道德的，只能用豐厚物質來收買他們，與匈奴對天結盟以約束他們，朝廷並要以匈奴首領的子孫為人質[ 3] :107、79、115 。
董仲舒畫像 董仲舒以陰陽 概念解釋一系列的社會關係，如君臣關係、父子關係與夫妻關係，又借來五行 概念解釋儒家的五常 仁義禮智信。董仲舒由此給予儒家所尊崇的各種價值觀一個宇宙論 基礎[ 20] :378 ，把價值秩序建立於自然秩序之上[ 15] :56 。董仲舒繼承《中庸 》、《易傳 》的思想，認為人的德性本源於天 。天是人類道德的根源，下令規定人類實踐倫理道德[ 2] :91、86 。倫理道德的基本原理是三綱五常 ，是聖人取之於天道而建立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又稱五德，配合天有五行。人只要奉天法天，便可建立人類社會的理想秩序[ 1] :50、192、59 。個人修養的要義，在於「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官員不應追求財利而應力行仁義[ 2] :102 。判斷一個行為的善惡，著重的是其動機，其次才是行為的效果[ 12] :90 。董仲舒認為「仁」是施於人的，「義」則是律己的[ 5] :90 。人際關係要順遂滿意，必須能以同情心、忠恕心、愛心，也就是「仁」去對待別人；對自己則要不自私、不護短，不把自己看得高於別人。人必須有智慧，才能以仁待人，不致陷於愚昧；有智又有仁，才能先看清楚別人面臨的問題，而採取行動，為人消除困難[ 23] :276-277 。
董仲舒認為人類社會所有原則，以及人際關係的法則，都是以儒家 倫理道德為基礎。人所有的社會關係，都只是血緣人倫關係的外延。董仲舒所說的仁義王道，便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 [ 1] :50、82、90 。忠 君是社會倫理最高的道德價值，比孝順優先，父子、夫婦關係為君臣關係的派生物，父子、夫婦間的倫常，也是參照君臣的倫常而成立[ 1] :92、84、94 。在上者有領導權和領導責任，在下者有服從領導的義務，也有由領導者獲得協助的權利，這就是「綱」的意思[ 23] :287 。董仲舒認為「孝 」既是天地人類萬物的生養原理，也是人間世界「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倫理依據，使孝成爲維護君主統治的倫理[ 24] :30-31 。三綱是天經地義的，君父夫是「陽」，臣子妻是「陰」，根據「陽尊陰卑」的原理，前者尊貴而後者卑賤。但君父夫如果沒有臣子妻的配合和支持，也成不了一國、一族、一家的主人[ 1] :94-95 。
人性論 方面，董仲舒持「性三品」論，分別是「聖人之性」、「中人之性」與「筲人（下愚）之性」。聖人之性先天至善，下愚之性則接受教化也不能為善，一般人的心性裏有「性」與「情」的對立，有先天的仁義與貪欲，如果沒有聖人的教化，便不能自發地為善[ 1] :99、100-101 。人道德上原不自律[ 10] :50 ，要受教化才能完善本性，也要依從禮樂來節制情欲[ 2] :92 。董仲舒承襲荀子 對人性的理解[ 10] :68 ，並批評孟子 的人性論。孟子主張人擴展善端 ，強調自己修養，董仲舒則否定「中人之性」可以自己為善的可能，要依賴君王的後天教化[ 1] :101-103 。人天生便兼有貪婪和仁恕兩種資質，人心本來是好仁義的，但一己之私利會遮掩仁義之「心」。人應當節制欲望，抑制「貪氣」，如同天抑制陰氣[ 18] :10-11 。人的心要思考判斷，體認到聖人之道，才能抑制欲望，進而調節惡喜怒哀樂等情緒[ 18] :12、14 。人秉承了天之「精氣 」而生，比萬物都貴重。人和動物的區別，在於人類有仁義倫理道德[ 1] :79-80 ，也有控馭萬物的智慧，故居於其他萬物之上[ 2] :90 。
董仲舒的歷史哲學 論與鄒衍 五德終始說 相似，提出三統循環，三統以黑、白、赤三色為象徵。朝代更迭是宇宙循環的一部份，三朝為一周期[ 3] :14、316 ，王朝交替只是三統，即黑統，白統，赤統的循環[ 22] 魯國 為黑統。漢朝繼承的不是秦朝的天下，而是春秋魯國的天下；秦朝則被排除在三統循環之外。三統配以三色，是董仲舒雜揉鄒衍和《呂氏春秋 》的五德終始說而提出的[ 3] :314-315、318 。董氏提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保守世界觀，其歷史理論否定社會歷史的進步性[ 22] [ 10] :52-54 。王者雖然名義上進行改制，卻沒有改變「道」的實質[ 3] :297 。董仲舒認為決定歷史的是天意，受命于天的新王為了突出這種天意，必須改換喪失歷史意義的舊王制度，包括新年伊始（正朔 ，一月一日），又要改換新的服飾顏色和所有禮樂制度，受命於天的新王應按「統」的正色改制。三統改制說的主要内容在於制定「三正」（即三曆）。三正是指各以建子（夏十一月），建丑（夏十二月），建寅（夏十三月）為正月的周曆、商曆及夏曆[ 22] [ 3] :297 。新王與前二代王組成三王 ，三王之前五代叫作五帝 ，五帝以前屬於九皇的時代。董仲舒三統說把新王即漢朝皇帝的出現合理化，其歷史改制論則表現對腐敗現象的批判和力圖革新的立場[ 22]
董仲舒認為壽命長短依據天命 ，但短壽者也有延命的可能[ 16] :94 。他吸收黃老道家 思想，認為養生長壽是修身成德的結果，但與黃老思想不同，他並沒有將養生保命視作治國的必要條件[ 18] :15、25 。董仲舒主張修煉心神才可「養氣 」，養氣才可養生保命。修煉心神（養心）有兩大要項，一為抑制欲望，一為調適情感[ 18] :7、9 。人要遵循天道，保持「外無貪而內清淨」的情緒狀態，能行仁義而抑制欲望，調適情感以正心治身，成為君子仁人，然後便健康長壽[ 18] :8、15 。氣是生命之源，無氣則人死，故養生最重要的是養氣。他引用孟子 和公孫尼子之說，說明氣的重要性。養生能使氣增強，在體內順暢運行而不停滯[ 16] :89-91 。人內心平靜，便能吸引「精氣」，精氣集聚於心，則能延年益壽[ 18] :14 。養生也應遵循天道，即四季變化。男女房中須遵循天地陰陽之氣的運行，節制欲望而不傷氣，可保身體健康[ 16] :89、92 。
位於河北省棗强縣 的董仲舒石像 董仲舒是西漢最重要的經學 家之一[ 4] :133 ，因研究《春秋 》而聞名，教授的是公羊派的學說 ，清代學者如魏源 、康有為 、皮錫瑞 都公認董仲舒是公羊學的大師[ 3] :162、78 。董仲舒深入理解春秋時代複雜的政治情況，和《春秋》裏用字遣詞的微妙意義[ 25] :96 ，透過詮釋《春秋》經文，以經學奠定天人相應 的學術基礎[ 2] :99 ，發揮孔子《春秋》的微言大義。其春秋公羊學的最大發明，在於將《春秋》經傳的「法古」宗旨轉換為「奉天」，其具體理論，如復讐說、革命說、名節說、華夷論等，都是基於儒家 倫理的[ 1] :6、11 。董仲舒闡釋《公羊傳 》有三種方式，即春秋三世說、魯為新王以及三代改制。孔子認為，魯國受命於天，是春秋時代的新王[ 3] :330-332 。董仲舒強調《春秋》能作預言，君王如果熟知《春秋》對成敗的記錄，就能避免重蹈古人之覆轍，掌控其王朝的未來。董仲舒又把《春秋》視為法律先例的匯編，建立起《春秋》在法律上的權威地位，《春秋》之義是法律之上更高的權威性原則[ 4] :143、252、149 。董仲舒認為孔子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罪，往往根據行為動機的善惡，董仲舒自己斷獄時也主要考慮意圖問題。例如在一件兒子為保護父親而意外毆傷父親的案件中，董仲舒認為應根據動機判兒子無罪，並引用《春秋》來論證：「《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董仲舒用類推手法應用《春秋》義理[ 4] :156-157 。
董仲舒以《春秋 》為天人感應 的理論依據[ 2] :109 ，對災異的解釋大體上都以《春秋》為據，通過分析經中的災異而建立自己的災異論[ 4] :241、247 。他曾考察《春秋》所載的37次日蝕，將其中10次視作預兆。透過《春秋》對災異的記錄，君主可以了解天意，自我反省檢討[ 4] :246、265 。董仲舒認為孔子就是受命於天的聖人[ 22] 魯國 [ 26] :153 ，有意用微言大義來描繪完美國家的藍圖[ 4] :256 。《春秋》匯集了君主施政所必需的知識，要除去禍亂，走向王道世界，必須精通《春秋》之法[ 7] :94-95 。宗教典禮方面，董仲舒闡釋《春秋》中的禮制與禮論，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認為漢朝可根據《春秋》設計和修正諸種禮制[ 4] :208、222 。董仲舒亦有不拘泥於《公羊傳 》之說。有關齊國 滅紀國 一事，《公羊傳》讚揚齊襄公 能復仇，董仲舒則讚賞紀侯，宣揚《春秋》的仁義與王道，表示殺身成仁和深得民心比復仇更重要，突出要以德服人[ 27] :40、34 。
董仲舒意圖設立一種國家宗教，強調天作為崇拜對象的至上權威[ 4] :225 ，相信天 神為至高無上的神祇，祭天的郊祀 比宗廟 祭祀更優先[ 1] :13、196 ，也比祭祀其他神祇更重要[ 3] :219 。他批判秦朝沒有每年舉行郊祀[ 28] :123 。天子必須每年祭天一次[ 7] :96 ，君主即使正在服喪，也必須舉行郊祀[ 4] :223 。郊祀目的是為萬物群生祈求降福，具有趨吉避凶的作用。郊祀也有教化作用，能影響天象，乃至影響天下秩序，災害是否發生[ 28] :124-125 。
董仲舒曾為江都國 進行止雨之禮，行禮後不到三天就停雨。有關求雨或止雨，董仲舒提出三種的方法：一是控制陰陽 ，二是以土龍求雨，三是通過祈禱與舞蹈，儀式須符合五行 原理[ 3] :184-185、178 。以土龍求雨，在於龍 和雨都屬陰性，同類感召[ 4] :59 。求雨時需敬禱社稷 山川和各季主神，調節陰陽。求雨儀式包括祈禱、獻祭、舞蹈、觀察蝦蟆的反應、關閉城門及疏通水渠等。求雨時要實行季節性的禁令，如春季不得砍伐樹木，秋季不得鑄造金屬。巫師有時會被置於烈日下暴曬，以期他們能帶來雨水。人們要興建祭壇，祭壇規格與壇上絲綢的顏色按季節有所不同，其後將祭品獻給當季的主神。巫師要穿著與季節相應的衣服，祈禱齋戒，多次跪拜[ 3] :182 ，然後祝禱。接著人們要舞龍 ，不同季節，覆蓋龍的布料顏色、龍的大小與數量、舞龍之人的年齡都有差別。例如夏天是成年人舞龍，冬天則是老人舞龍。官員要參加齋戒。蛤蟆要放在水池中，因下雨時蛤蟆會呱呱叫，人們希望牠們能帶來雨水。人們要關閉城邑南門，並疏浚水道。雨水來到時人們要馬上獻上供品。止雨儀式與求雨的相似，要阻塞所有水道，禁止婦人進入市集，縣官要穿上顏色正確的衣服，主持齋戒、祈禱和獻上祭品。止雨儀式中要擊鼓三天，祝禱懇求陰陽與上天憐恤[ 3] :183 。擊鼓時毋須歌唱，音樂停止時整個儀式亦告結束。此外祭壇要用紅綢圍繞十圈[ 3] :184 。
董仲舒撰有《士不遇賦》，抒發懷才不遇之感，自己一生寧可寂寂無名，也未曾屈意從人，追逐名利；從伯夷 、叔齊 到屈原 ，正直廉潔之士命運皆是如此[ 3] :116-117 。賦中思想與《公羊傳 》與《易經 》有關[ 4] :67 。陶淵明 受董仲舒《士不遇賦》的啟發而作《感士不遇賦》；歐陽修 讚賞董仲舒的文章可與賈誼 、司馬相如 和揚雄 媲美[ 3] :116、74 。
東漢時傳說，董仲舒曾誦經以扺禦巫師的詛呪，結果巫師反受其害而死[ 29] :464 。東漢時讖書 記載，孔子 曾說「董仲舒，亂我書」。西晉時相傳，董仲舒撰有《李少君家錄》[ 3] :84、90 ，方士李少君 曾讓董仲舒服食藥物。《西京雜記 》記載，董仲舒夢見蛟龍入懷後，便寫出《春秋繁露 》[ 3] :55、88 。
西安 碑林區 董仲舒墓 董仲舒貢獻在於「儒學官學化」，確立經學 地位，建議將儒家 定於一尊，斥退儒家以外的百家，其主張獲漢武帝 採納[ 30] :26、22 ，促進漢武帝時期儒學的興盛及主流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使儒家成為國家的正統教義[ 2] :16、149-150 ，令儒學國教化，成為新的統治思想，結束漢武帝初期的無為 之治[ 1] :12、123 。儒家經典成為官學主要內容[ 3] :13 ，之後欲謀仕途者限於儒生，奠定儒學為國教的地位，成為以後約兩千年皇帝制度的基本政策[ 2] :150、180 ，獨尊儒學，抑黜百家的情況一直維持至1905年[ 3] :4 。漢武帝採取董仲舒所構想實行教化的政策，建立察舉 孝廉 制及博士弟子 制。孝廉制及博士弟子制使漢朝每年都固定任用一定人數的儒生，儒家思想便傳播和普及，滲透至社會之中[ 2] :180、178 。（魯惟一 [ 3] :42 、福井重雅 [ 2] :153-154 。）漢元帝 接受董仲舒的天人感應 論，期望透過仁政和教化，調和陰陽乃至消除災異。董仲舒以天人關係將皇帝視為從事教化的聖王之觀點，西漢中晚期以後成為中國政治思想的典範，直到二十世紀皇帝制度垮台[ 2] :179-180 。
董仲舒最先把陰陽 五行 之說引導入儒家 思想，推動陰陽五行之說的發展[ 1] :136 ，使陰陽學說成為儒家思想要素[ 3] :11 。經學 方面，漢代官員都倣效董仲舒，援引《春秋 》先例作為法律權威，使嚴苛的法律顯得人性化[ 4] :252 。司馬遷 受董仲舒思想影響，《史記 ．高祖本紀》「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之說，源自董仲舒。劉向 採納了董仲舒對災異的看法[ 3] :59、298、60 。西漢末年，漢朝的禮制和祭祀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張和理念，前31年，漢朝訂立對天 的祭祀之禮，這種祭天 儀式一直持續到1911年。董仲舒的災異論，為漢代和後世官員確立了通過解釋災異以責問皇帝、表達異議的方式[ 4] :252-253 。董仲舒的三綱 說，在後世發展成「綱常名教」的理論[ 12] :87 。中唐時期，崇尚古學的士人不少都效法董仲舒的著作[ 3] :72 。宋代理學 受到董仲舒影響，董仲舒屢用「天理 」一詞，而宋學的理論體系亦著重陰陽五行，和董仲舒一樣主張天人合一 之說[ 1] :215、224 。董仲舒影響了南宋陳亮 ，啟發了清末康有為發展出社會維新的理論，視董仲舒之說為儒家的政治綱領[ 3] :78、332 。
董仲舒被視為漢代儒家 最重要的人物，第一大儒，當時儒家思想的代表和領袖[ 3] :1、14、5 ，漢代儒學的創立者。漢武帝 經過董仲舒墓 時特地下馬步行，以表敬意。漢成帝 時平當 稱董仲舒為「大儒」[ 3] :41、53、59 ，劉歆 稱讚他是學術領袖。王充 讚揚董仲舒於仁義道德和治國方面的言論，王符 稱讚董仲舒言行舉止合乎道德規範而非追求物質豐足[ 3] :60、66-67 。三國時，董仲舒受公認為品德高尚而備受尊崇。陶淵明 感嘆董仲舒雖有才能卻在仕途上始終不得志。范曄 《後漢書 》把董仲舒的天分和能力與賈誼 、劉向 、揚雄 相提並論[ 3] :64、69、63 。歐陽修 認為董仲舒平息異端的成就可媲美孟子 。宋神宗 稱讚董仲舒為古代少有既有學識又有寫作天分的君子[ 3] :73-74 。南宋朱熹 讚賞董仲舒是「醇儒」[ 1] :214 ，黃震 讚賞董仲舒在漢唐諸儒中最為出色。在元明清三代，董仲舒都甚受尊崇，從1330年起，董仲舒可與其他儒家先賢一樣配享孔廟 ；1466年，明朝追封董仲舒為「廣川伯」[ 3] :74-76 。康有為 尊稱他是最偉大的儒家學者，胡適 認為他是「漢代儒家思想的最具代表性人物」[ 3] :7-8 。
梁啟超 則批評董仲舒促使漢武帝 禁止儒家 以外諸家之學，妨礙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導致學術沉滯。新文化運動 開始以後，這種批評尤其流行[ 2] :5、150 。董仲舒因其「迷信思想」與助長專制權力而受到斥責[ 4] :4 ，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 中，林彪 被批評為是董仲舒的忠實支持者，而董仲舒的三綱五常 說，則受批判為被地主階級 用來壓迫中國人民[ 3]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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