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 ,又稱法家思想 、法家學說 ,指的是一種在中国历史 中提倡以法制国 (有別於現代法治社會 )的思想学派。
法家起源於中國的春秋戰國 時期,不過在當時並未有人稱這種學派為「法家」,到了西漢 時期,司馬談 在《論六家要旨》一書中将這一學派命名为「法家」。在《漢书 ·艺文志 》中,列法家为“中國九流”之一。法家的理論體系成熟得很晚,但其渊源很早,源头可往上追溯到夏朝 時的“理官”。春秋 战国 时期,法家思想被管仲 、李悝 、子产 、吳起 、商鞅 、慎子 、申子 、乐毅 、剧辛 、李斯 等一批學者大力发展,逐漸變為一個成體系的学派,並最終由战国末期的韓非 集大成。在漢朝 時,漢朝官員們对法家学说加以收集、分類、总结,並讓這套思想成為漢朝治理国家的基礎。
法家治国的方式完全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以审视中國战国时期的各類社會问题[ 1] 。其實法家学说的創作者們沒有一個屬於最高層的统治階級 ,但他們仍然希望讓自己的思想被统治者所用。法家指出统治者如何有效组织和控制政府,使国家财富和领土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法家认为,要扩大疆域、增加财富,只能以君主专制 ,即统治者在其领域内的绝对个人权力,才能实现。
法家在战国时期盛行的各种思想学派中脱颖而出[ 1] 。依靠法家思想,商鞅在公元前360-338年期间,在秦国推行了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秦国能统一六国 的重要原因。
起源与发展
历史背景
法家是中國古代 在中国兴起的众多思想思潮之一[ 2] 。在春秋战国严重的制度危机的背景下,产生了异常丰富政治思想,也被后世认为是百家争鸣 的年代[ 2] 。
周代 的社会将人分为两大类 :庶民和世袭贵族。世袭贵族效忠于地方上的封地统治者,并获得官职和政治权力。封地统治者则对周天子 效忠[ 3] 。 周朝奉行礼和刑的原则,礼只对贵族适用,而刑只对庶民适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 4] 。
周代初始,周王根据个人能力、君臣关系和军事实力,对政府保持严格控制。由于中央集权 体制尚未发达,他们把权力通过分封制 下放给诸侯 [ 5] 。 当周王无法再授予新的封地时,其势力便开始衰落,而诸侯开始认同自己的地区而非中央[ 6] , 诸侯便开始了长期的分裂敌对关系 。 贵族家族因其祖上的威望而变得非常重要,拥有巨大的权力[ 5] 。
到了春秋时期 (公元前771-476年),周朝的政治结构逐渐解体。周朝的世界陷入了对立的诸侯国之间、诸侯和臣下的贵族世家之间、贵族世家之间、贵族世家内部的对立支系之间的斗争中[ 2] 。政治上,诸侯开始直接任命其国家官员,为其出谋划策、管理国家。从松散的封建制度逐渐成就了一定的官僚化与中央集权[ 7] 。致使世袭特权的衰落,并带来“从上至下的社会改革”[ 8] [ 9] 。在公元前四世纪,各诸侯国一定程度实现中央集权,但彼此的争斗進而加剧,也就进入了战国时期 [ 2] 。
在经济上,铁器的引入彻底改变了农业[ 10] 。农业产量提高促进了荒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同时加速了城市化和经济的商业化[ 2] 。在军事上,产生了弓弩等新技术以及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使贵族式的战车 军队被农民应征入伍的大规模步兵军队所取代,从而使战争的规模和复杂性急剧增加[ 7] 。而在社会上,诸侯国中的世袭贵族部分為更广泛的“士 ”所取代,而士族 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其能力,而非血统[ 11] 。这些深刻的变化需要用新的方法来处理各种行政、经济、军事、社会和伦理问题。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大多与时俱进,各家各派都试图以其思想,来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 12] 。随着战争愈加血腥、有破坏性,在没有足够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的情况下,大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认识到,天下 一统是实现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13] 。如何实现统一、稳定天下,便成为各家思想争相探讨的核心话题。法家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因此成就了此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2] 。
一些主要的法家思想家,如商鞅 ,是其时代中重要的改革者。法家在行政和社会上多有创新,最愿意摒弃过去规范,更务实,更注重结果[ 2] 。另一方面,法家对传统文化和道德持轻视态度,对接受过的士族 批判的态度,赢得了相当大的敌意[ 2] 。从长期来看,西汉 时期司马谈 的观察似乎正确:法家方针在短期内非常有效,但从长期来看,吸引力就大打折扣[ 2] 。相比之下,儒家 学说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的主要思想。儒家反对法律专制,虽然刑法最早在公元前6世纪,便已刻制在青铜器上[ 14] 。对于儒家来说,经典 是知识的来源[ 15] 。 正统儒家多认为,组织上的细节不需由君主和大臣考虑,而应留给其下属[ 16] ,并希望臣屬制衡统治者[ 17] 。
法家的起源
有学者认为法家起源于管夷吾 [ 18] 。管仲重视教育,其改革使国家直接在村级实行征税和经济专制,并将行政责任从贵族转移到专业官僚身上[ 19] 。管仲辅佐齐桓公 ,在国内行政管理方面进行改革,包括户籍登记、划定国家内部的行政区、颁布法律,并将其抄录下来,张贴在全国各地,供主公的臣民参考[ 1] 。
从管仲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两个主要特点[ 1] 。第一,管仲的基本理念是,要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以达成齐桓公 的称霸 的心愿,需要一定程度的官僚专业知识。第二个特点是更彻底地背离了传统的规范。管仲承认,有效统治不能仅依靠贤君作为道德楷模,而必须有赏罚和刑法。这与周朝封建结构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驰,因为周朝的封建结构在此前希望通过贵族领袖人格魅力,以尧、舜的方式,仅以道德改造来实现有序统治。
在管仲之前,有学者认为[ 1] ,普遍观念是颁行法律,就等于君主承认自身德行有缺失,破坏统治合法性。管仲的法典以及齐国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刑法在社会中的作用受承认。而法的作用也是法家的重要支柱。虽然如此,管仲却并非哲学家,也无意发展思想理论[ 1] 。因此,现在通常认为商鞅 、申不害 、慎到 及韩非 四人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1] 。
法家著作
汉代 列举的十部法家典籍中,有两部相对完整地传世,另外两部仅有極不残缺的片段[ 2] 。现存成书最早的是《商君书 》,据称为商鞅 所著。商鞅是秦国的政治家、其变法 改革导致了秦国 崛起,成为周代大国[ 2] 。《商君书 》部分章节几乎可以肯定是商鞅本人所写,而另一些章节可能出自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之手,但也有少数章节是在他死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著成的[ 20] 。尽管如此,《商君书 》的思想观点相对一致,很可能反映了商鞅学派的思想[ 21] 。
现存的第二本著作为《韩非子 》,据称为韩非 所著。《韩非子 》保存相当完好,汉代所列举的五十五个章节均得以传世[ 2] 。关于全书是否为韩非所撰,仍有争论。各章之间在文体和论证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使不少学者怀疑《韩非子 》为多人所作。另一方面,这些差异是反映了韩非思想的成熟过程,或是为了适应不同受众,而且大多数篇章呈现出连贯一致的观点,所以大多数篇章也可能确实出自韩非之手[ 22] 。《韩非子》被认为在哲学上和文学上,都比《尚书》更有吸引力,在中国、日本和西方都有较多的研究[ 2] 。
此外,有部分内容传世的法家著作包括《申子 》和《慎子 》。其他几部文献在思想上契合法家思想,如《管子 》中的数章。《管子 》名义上由齐国改革家管仲 (公元前645年)所著,但实际上是在公元前四世纪至二世纪之间产生的[ 2] 。另一部著作为《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 》雖為雜家作品,但收錄不少關於法家思想的篇章。(约公元前240年)。
不同时代的法家
春秋时代
立法目的
《管子 》: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大意是說「法律政令具有懲惡揚善、確定權利義務歸屬、維護統治秩序等作用。」
齐国 稷下学派 慎到 :立天子君也。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 23]
管子官营经济
管子 偏向利用行政垄断商业手段囤积财富。譬如,行政特许行业“官山海”,囤积居奇“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对外采用重商主义 经济战略。齐国 在管仲治理下,以增加国库财富为目标,因为依管仲之见,一者,民众贫困可使社会太平安分(貧困就會以食為第一要務,確保執政者地位),二者,国家需要大量钱财以购置兵车打仗。[ 24]
战国秦汉法家
战国 时期,与东方诸国不同,西方几个诸侯国发展公有制 和奴隶制 经济,并压制国内市场 和商业 发展。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改变了战国时代的秦国,因此常被誉为法家的首要代表人物。商鞅出身于魏国,但于秦国执政了大约二十年,期內彻底改变秦国[ 1] 。商鞅变法的特点是实行中央集权、由政府管理经济、创建新的税收制度、实行度量衡(在当时非常重要)、加大扩军强军;而后世最强调的则是其实行的严酷刑法[ 1] 。
为实现中央集权,商鞅 进行土地改革。“开阡陌封疆”标准化地块大小,建立国家授田制。“设相告以坐”建立连坐问责。“重市关之租”提升关卡收费和市场租金。“军功爵”以军功论爵位废除世袭贵族。“平斗桶、权衡、丈尺”建立标准度量衡。
韩非
戰國時期人物韓非 (著《韓非子》)匯聚了儒、道、法的「法」、「術」、「勢」三派思想,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韓非在儒家 荀子 的理論上,吸收了关于人性 的简介,認為人是“性惡”,进而他认为这种性惡 ,不但對普通人,就連親子間關係也是這種特質。韓非對道家 老子 《老子 》也有所研究,能運用老子的無為 等思想闡發自己的想法。韩非研究了各種法家學說后,總結出「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主张君主必須配合運用此三者,并控制臣民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才能建立有效统治。[來源請求]
根据《史记 》记载,韩非作为韩国公子,著書《韩非子 》,因口吃 、言語不流畅,未能當上官員,秦王政 看了《韩非子 》一書,極為讚賞,一心想要見韓非,韓非的同窗 李斯 當時是秦国大臣 ,設計迫其入秦国 朝见,入秦後,韓非被李斯 設局監禁 ,害死於獄中,故韓非一直没有能参與什麼大政。
名家 鄧析 也曾被列入法家,《四庫全書 》將其歸入子部法家類,其首倡「刑名之論」,操「兩可之說」,被視為玩弄巧辯 之術,講究邏輯 哲學,「刑名不一」,采取混淆概念,寻找司法、行政的漏洞,是法家的对手,後代大多把他們列入名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们作为伴生品,與主流法家一起推进了法家的发展。
从封建到专制中央集权和郡县制
秦朝 李斯 建立的郡县制 和君主 独裁 的中央集权 以侵略 战争为目标,高税收 和重徭役 。
意识形态 扫荡:先采用焚書坑儒 消除过去的各种宗教哲学流派,之后上“行督責書”,汉武帝 时代开始独尊儒术 ,形成“表儒内法”(或“儒家法家化”)的中国王朝特色国体。
考古发现
目前发现的最早考古证据,为湖北省 云梦县 云梦楚王城大量出土的竹简——云梦秦简 ——和「封泥印」,记录了大量法条、判例 、执行方法和执法经过,可能是秦国 经过商鞅变法 后流传过来的,说明那时奴隶制 和计划经济 的国家形态。体现了秦汉 时期的伍什连坐、奴隶制 、“国家授田制”法条、法例。
商鞅变法 土地制度问题:由于西汉 的大儒董仲舒 认为“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故中国学者坚持商鞅是私有化土地。而楚 地出土的云梦秦简 明确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另一方面,《商君书 》记载又与楚地的“秦律”竹间一致。
法儒關係
春秋戰國時期從未有組織或學派叫「法家」,而只是在西漢司馬談 的《論六家要旨》命名「法家」。但往往所謂法家代表人物都由儒家培養出來。例如:儒家 代表人物荀子 的兩位學生韓非子和李斯都被歸類為法家。而孔子 弟子、孔門十哲 之一子夏 在晉國西河地方辦學,培養很多法家代表人物例如李克 、吳起 等。
钱穆 说:“魏文侯 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文侯实为春秋转变战国的一大关鍵。文侯手下有子贡 弟子田子方 ,子夏 及其弟子李悝 、段干木 ,又曾子 之子曾申 的弟子吴起 等。曾子、子游 、有子 等在积弱的鲁国,只好讲些仪文小节的礼,幸亏得李悝、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 25]
评价
古代学者观点
中国古代對法家的評價,多認為其將人性 的灰暗面描述的太過刻薄,而忽略人性的光輝面。
荀子 乃戰國時期趙國 人,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 ,儒家 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惡論 。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 ,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 生來是「惡」的,「其善者偽也」(偽,人為),須要「師化之法,禮義之道」,通過「注錯習俗」、「化性起偽」對人的影響,才可以為善。
荀子弟子 韓非 與李斯 ,變為法家重要人物,他們將儒家 荀子重視的「禮」推進為「法」,以法制來威鎮士大夫 與庶民 。韓非 同時也吸取了道家 黃老 之術,歸本於老子 ,講究無為 ,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
朱熹 对法家之批判有二:
一是只见刑名,“蓋老氏之学浅于佛而其失亦浅,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而其害亦浅”[ 26] ;“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 为我疑于仁,墨氏 兼爱疑于义,申韩 则浅陋”[ 27] 。
二是惨核少恩,“后世之论刑者不知出此,其扵申商之刻薄者,既无足论矣”[ 28] 。
近现代学者观点
钱穆 认为:「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 25]
清华大学 历史系教授秦晖 则认为:「从西周转向秦朝,是中国另一次巨大的变局。在这次变局中,法家战胜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后,这种儒表法裡的格局延续了两千多年」「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正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裡”。」[ 29] ,他还认为「当时没有重点批判法家是重大失误」[ 30] 。
南开大学 历史系教授刘泽华 认为,法家思想中充斥着钳制言论自由 、愚民弱民、极力维护君主独裁、重农抑商 、限制人口流动 、对外侵略等一系列与法西斯主义 相通的因子[ 31] 。
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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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